税务

如何看待当前投资增长过快？

    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总体形势较好。但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其中投资增速过快已经成为影响发展全局的问题。日前，记者就如何看待投资增长过快问题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

    问：我们知道，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也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今年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再次加速，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确实，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8.8%，加快5.5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比历史上投资明显过热的1993年全年27.8%的实际增速还高出1个百分点。由于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根据经济普查数据计算，2002年至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1%、40.9%、44.1%和48.6%，呈逐年上升态势，今年上半年为46.3%，比2005年上半年又提高5.2个百分点。

    投资过快增长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新型工业化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这个阶段需要固定资产投资较多。2001－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近30万亿元，比前2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还多，反映了这一阶段性特征。

    二是市场的推动作用明显。目前国际国内市场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推动了采矿、原材料制造等产业部门投资的快速增长，如今年上半年采矿业投资增长45.6%。国际贸易增长迅速，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更快，2005年达23.1%，今年上半年达23.4%。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以国外市场为导向的纺织、服装、皮革、家具等轻纺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

    三是投资周期性增长的惯性作用。投资的增长具有一定周期性。从2003年开始的这一轮投资快速增长，需要一个过程才能逐渐稳定下来。这一过程一般都需要延续几年，现在还处于高增长惯性作用的延续之中。

    四是企业效益良好，自有资金充足。2003－200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42.7%、38.1%、22.6%；2006年上半年又增长28%，同比上升8.9个百分点。企业效益好，利润增加多，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进一步扩大投资。

    五是新的区域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投资增长开辟了新领域。国家近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为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新领域。今年1-6月，中部地区投资明显加快，6个省份中有5个省的投资增速超过32.0%。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力度也在不断加大，3个省的投资增速都超过32.0%。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强对农村和农业的投资力度。1-6月，农村投资同比增长21.8%，加快5.5个百分点。

    六是各类体制性因素是推动当前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大多采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策略，投资积极性很高，很多地区高度重视投资工作，普遍采用绩效考核方法，成为投资增长的强大推力。换届效应也刺激了投资的增长。

    七是信贷投放过快，是投资快速增长的直接诱因。今年前6个月新增贷款占了全年预期目标的近86%。由于贷款增长快，使今年投资贷款增长加快。1-6月，城镇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增长29.8%，比上年同期加快了18.0个百分点。贷款的加速投放刺激了投资的过快增长。

    由此可见，对合理的投资因素，如发展阶段性、政策性方面的因素，应当肯定；对不合理的投资因素，如盲目攀比速度，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等因素，则应当及时加以纠正和消除。

    问：投资增长过快对经济运行的危害是什么？

    答：投资过快增长对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一是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投资过快增长，必然加大对原材料的需求，引发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必然传导到消费价格的上涨。上半年，我国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上半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1%，其中，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15.1%，有色金属和电线类价格上涨24.8%。

    二是加大了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近几年，我国投资快速增长，使得能源需求进一步扩大，能源消费量持续快速增长。上半年，我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投资的过快增长也加大了环境的压力。尽管一直在关停并转污染企业，但许多污染项目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仍在加剧。

    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长期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单纯的投资，投资增长过快，势必进一步扭曲投资消费关系，既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不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前，不少投资项目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特别是国有银行贷款，投资效益偏低，一旦经济形势有变，可能导致大量不良贷款，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问：您认为应采取哪些措施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

    答：对于当前的投资形势，既要高度重视，充分估计任其发展下去的危害性，切实加强监测，及时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措施，防止其进一步加快，但也不能惊慌失措，要看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应的调控部门对此早就洞若观火，并已经采取了措施，随着政策措施的到位，整体投资形势可望运行在比较正常的轨道上。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统一思想，把各部门、各地区的思想切实统一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既要认识到，当前的投资形势是复杂的，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必须依靠投资的增长，不能因为投资增长偏快就否定一切，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好、发展好投资增长中的积极和合理因素；也要认识到，当前的投资增长速度确实偏快，对于其持续过快增长的危害必须高度警惕。要充分利用近几年来积累起来的宏观调控经验，以科学发展观统一各级政府的思想，加强对投资运行及其相关领域的监测，适时适度出台相应的调控措施，优化投资结构，有效发挥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防止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

    其次，加快影响投资增长体制性因素的改革。一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加快改革，规范政府行为，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产品直接投资的功能。眼下要特别制止政府变相为企业投资担保的问题，消除投资膨胀的制度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使投资走上健康增长的轨道。二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通过改革促使商业银行的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既考虑盈利也考虑风险，既考虑短期也考虑长远。三是切实改变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改变以GDP论英雄的现象。建立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要求的、全面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如何正确理解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最近，国内一些公众及少数经济学家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提出质疑，认为由于涵盖范围的局限和统计权重的偏差，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对偏低。例如，住房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情况不符，尤其是近几年上涨很快的购房消费，在计算CPI时不包括在内；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日前，记者就如何理解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

    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指标是怎么编制的，您能否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答：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CPI的调查内容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263个基本分类约700个规格品种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编制CPI所用权数是依据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调查资料中的消费支出构成确定的。目前，CPI调查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区、市）500多个市县50000多个调查网点。国家统计局直属的全国调查系统采取定人、定时、定点的直接调查方式，由近3000名专职物价调查员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农贸市场和商店现场采集价格资料。对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变动比较频繁的商品，至少每五天调查一次价格，保证了CPI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国的CPI权数每年都做一些小调整，每五年做一次大调整。

    我国CPI编制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其方法制度经过几次重大改革后，在数据采集、指数计算和权数获取等方面已经基本与国际上CPI编制水平较高的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为了保持我国CPI编制方法与国际接轨，我们每年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同行进行广泛的讨论与交流，并将数据和调查方法按照IMF数据公布通用系统的要求公布在IMF网站上。

    应该说，经过20多年实践的检验，我国CPI的统计结果反映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实际变动情况，为价格体制改革、宏观调控、国民经济核算等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尽管我国的CPI统计在某些方面有待改进，但总的来看，无论是从方法上、技术上，还是从组织上都是与国际接轨的。现行的CPI统计是科学的，结果也是可信的。

    问：经常听到居民议论说身边的物价上涨得很快，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CPI涨幅并不高，这是什么原因？

    答：不少人都觉得公布的CPI与自己的感受不一致。其实这是个别感受与总体平均状况差异在现实中客观的必然反映。因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是对全国各地、各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整体情况的反映，是通过对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代表性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变动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反映了成千上万个商品或服务项目的总体价格的平均变动情况。其中，既有高档的商品或服务，也有低档的商品或服务，更多的是中档的商品或服务。所以CPI常常会与某个地方、某个人对某种商品价格的具体感受不一致。

    问：近些年房价上涨很快，给一些居民带来了比较大的支出压力，但目前CPI中居住分项不包括房价，上涨幅度也较小。有些人认为应该将房价计入CPI，否则就不能真正反映物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目前我国的CPI主要反映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在分类上也包含了居民居住类价格的变动。在CPI的居住类调查项目中，包括了建房及装修材料、房租、自有住房以及水、电、燃气等与居住有关的项目。对租房的人来说，其居住价格变动是通过实际租金来体现的。对拥有自己住房的人来说，其居住价格变动是通过虚拟租金，即一定时期居民租用住房可能要付出的租金来体现的。

    但无论是按照国际惯例，还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商品房价格是不应该直接计入CPI的。一是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CPI的统计口径必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消费分类保持一致。从统计核算角度看，对购房的人来说，更多的是将自己的流动资产转为固定资产，因而购买商品房通常属于投资范畴，而不属于消费行为。二是商品房购买与当期消费不同步，购买支出与当期实际住房消费不对等。商品房购房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在短期内大量金额的集中投放，但商品房却要用于今后几十年的消费。换句话说，当期的实际住房消费对应的只是整个住房的一部分（国际上通常用虚拟租金来代替），而不是整个住房的价格。

    举例来说，假设100户居民，在某年有一户居民买了商品房，花费了100万元，而其他居民这一年用于住房的日常消费，每户花了2000元。如果在这一年里，日常居住消费（水、电、煤气、物业费等等）价格上涨了2%，而商品房价格上涨了15%，那么包括商品房在内的住房价格涨幅应高达10%以上，而事实上这年的住房日常消费价格只上涨了2%。因此，将商品房价格变动直接纳入CPI统计并不合理，国际上通常也都不这样做。

    而且，我国CPI中，居住权重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正在逐渐上升。当前居住类在CPI中的权重是13.2%，比2000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

    当然，应当指出，对无房居民或虽有房住但条件不理想希望调整住房的家庭来说，这些年房价的上升，确实增加了他们在居住方面的经济压力。因此，国务院适时出台调控房地产市场、稳定房价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问：经常听到居民反映看病难，上学难，电信收费高，汽油价格也不断上调，但从CPI中医疗、教育、通信、交通等分项的涨幅来看，似乎并不高，CPI中这些项目的权重是不是有些偏低？

    答：我国各类消费支出在CPI中的构成权重是根据对全国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调查的实际消费支出综合确定的，反映的是总体水平、平均水平。由于各个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及其支付模式不尽相同，每个家庭用于某类支出的比重也不同，因而对不同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的承受能力和实际感受就会有一定差异，使得同样的价格变动对不同居民家庭的实际影响是不一样的。

    汽油价格上涨虽在CPI中有体现，但对CPI的整体影响有限。例如，对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有车族来说，汽油涨价确实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这些居民的消费支出。但公共交通费价格的涨幅并没有那么大，对于大部分中低收入的市民来说，日常交通还是公共交通（公共汽车、地铁等等），因此汽油价格高涨对大多数无车族的影响相对有限。又比如，一些较高收入者经常或定期更换手机，这肯定增加通信方面的支出，但支出费用的增加并不代表此类用品价格上升。事实上，手机等通信工具刚上市价格奇高，随后就一直是在下降的。

    根据2005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看消费结构，对于高、低收入者来说，交通及通信的支出比重相差了12.4个百分点，即不同收入的家庭中交通及通信的支出比重肯定不同。而高、低收入者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支出（包括家教费、赞助费等）比重也相差了近4个百分点。

    此外，CPI与个体感觉之间在某些领域存在差异还受到具体的消费环境的影响。

    例如，当前CPI数据反映出的药品价格是下降的，因为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药品价格。但如果大夫开药方时，增加了用药种类或提高了用药档次，或开大处方、用进口设施诊断和治疗，特别是有些降价药品从医生处方上消失等等因素，都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而患者支出的增加，只是反映了医疗费用的增加，并不反映药品价格的上涨。

    再如，在教育支出方面，如果学杂费、课本费等价格变化很小，对CPI影响也有限。目前，义务教育支出方面的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然而对普通家庭来说，确实存在“择校费”以及名目繁多的辅导班等方面的支出，对此国家统计局早就给予了关注，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这些收费大多不太规范，难以通过正常采价渠道取得价格，目前还没有纳入CPI的计算，这是需要加快改进的。当然，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不规范的收费将会逐步减少。事实上，各级政府也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正在收到初步成效。

    毋庸讳言，我国的物价统计工作，包括CPI统计在内，在如何更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反映不同层次居民的感受，如何更及时反映商品质量、品种的变化等方面，都必须继续进行改革，这是统计部门应有的职责，我们诚恳欢迎社会各界加强对统计的监督和批评。

经济高增长为什么没有带来高就业？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又相互交织，就业问题一直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近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就业似乎没有同步增长，各方面议论颇多。日前，记者专门就此采访了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

    问：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国家在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人仍觉得就业越来越难。您怎样评价我们目前的就业状况？

    答：确实，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并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有效地拉动就业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是很明显的。在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321亿元的同时，我国就业人数也由1978年的4.01亿人增加到了2005年的7.58亿人，增加了3.57亿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更是把就业问题放在“民生之本”的优先位置加以考虑，根据经济社会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和就业形势，及时提出就业再就业的政策和举措，探索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下大力气重点解决了由于体制转轨遗留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成效显著。2004年，全国累计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的108.9%。2005年，全国累计新增就业人员970万人，完成了全年目标的107.8%。今年上半年，全国已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员608万人，完成了全年任务（900万人）的67%；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36万人，完成全年任务（500万人）的47%；其中，“4050”等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65万人，完成全年任务（100万人）的65%。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控制在计划目标（4.6%）以内。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和经济体制转轨对就业形成巨大压力的困难情况下，半年就完成全年预期目标的2/3，是来之不易的。

    这既是经济增长拉动的结果，也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发挥效应的结果。城镇登记失业率虽没有降低，但改变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上升的势头，近两年稳定在4.2%左右，在目前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难以避免的。

    问：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快，就业应该扩大。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高达10%左右，但高增长似乎并没有带来高就业，您怎么看？

    答：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就业总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几年，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超过900万人，来之不易。但就业增长速度却有所减缓。从数据上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确在下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6%，年均增加就业人数804万人；“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9.5%，年均增加就业人数只有748万人，年均增加的就业人数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就业弹性系数也处于下降状态。“九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带动就业增长0.13个百分点。但到“十五”时期，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

    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答：高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带来高就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就业结构变动造成的。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了就业总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就业总规模的影响是明显的。对农民来说，只要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劳动，就算是就业了，尽管这种就业是不充分的。所以，农村中绝大部分劳动力被统计到就业人员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经济增长创造的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都是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有的，而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带着“已就业”的身份实现转移的。目前，在城里的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这种“平移”的就业方式并不完全纳入城镇就业规模统计。但由于广大进城农民工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领域进入效率相对较高的非农领域，却带来了整体经济的更快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大幅调整时期，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相同资金带来的就业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由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也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员逐年减少是总就业弹性下降的直接原因。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作用受限，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下降造成的。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0.16变为“十五”时期的-0.16。而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仍较明显，就业弹性系数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二产的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平均0.05，提高到“十五”时期的0.19；三产的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0.35，提高到“十五”时期的0.37。这说明，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仍较明显，由此可见，农业就业人员逐年减少导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下降是总就业弹性系数下降的直接原因。

    四是企业改制、关闭破产使就业岗位减少。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国有经济进行改制重组、关闭破产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也在减少一部分就业岗位。据统计，国有单位从1996年开始，就业岗位一直在减少。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1995年达11261万人，到2005年只有6488万人，减少了4773万人，下降了42.3%。集体单位从业人数也从1991年的362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10万人，减少了2818万人，下降了77.7%。

    五是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影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反映在结构上。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有些岗位却没有人去做。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更为突出，基层和西部人才紧缺，高端和低端人才不足。这种状况也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

    问：有这么多的因素和困难，您认为怎么才能在高增长的同时真正实现高就业？

    答：我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也是可调节的。

    在我国现阶段，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不断向外转移，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仍须积极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出现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不明显的情况有一定的客观因素。但就业弹性是可调节的。近几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问题高度重视，在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同时，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增加就业岗位放在了更加优先的位置去考虑。

    一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再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把体制转轨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部分地区、行业就业困难群体安置和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作为重点。同时，改进就业服务，强化职业培训，下大力气解决劳动者技能水平与提高产业竞争力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二是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扩大就业。一方面，注重用高技术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造为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注重从政策上适时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

    三是积极支持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消除在市场准入、资金融通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为他们提供真正意义上公平竞争的环境，使他们逐步享受真正的国民待遇。近几年来，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很快，为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四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认真落实促进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各项政策。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取消了对非国有经济在经营范围、从业条件、资金融通、税费征收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兴办服务业，充分发挥他们在活跃市场、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把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健全小城镇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

    五是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各级政府都十分注意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工作，发展就业中介组织，帮助适龄劳动者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扩大就业的选择余地。

    总之，我们相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将会进一步发挥作用，就业情况将会逐步改善。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合理和改革的深度推进，经济增长必将带来一个更大规模的就业增加。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就业压力大将始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也应当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使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中国信息报）